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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坤耀:来前海是为见证中国“第二波”发展

2016-12-12 10:33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张玮 穆玉洁

    年过七十的陈坤耀平均每周有两天时间在前海。这位香港著名经济学家自两年前首度北上出任前海创新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已把1/3的时间贡献在这里,剩下的时间留给了香港大学董事会和其他大学有关工作,以及四五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等职务。

  定位为国际智库的前海创新研究院在陈坤耀的带领下,从一张白纸发展为下设金融创新、一带一路、深港合作三个研究所,拥有QIIR午间研讨会、QIIR创新沙龙、QIIR大师讲堂和QIIR杰出学者讲座等4个学术品牌,举办各种规格活动近30场,开展10余个涉及深港合作、金融、物流、智库建设等领域课题研究的知名智库。

  “我们70%的访问学者是外籍人士,60%的活动主讲嘉宾为外籍专家,50%的员工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验。”陈坤耀认为,前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二波”的代表,将在未来50年里扮演重要角色,研究院应成为前海乃至深圳与全世界交流的平台。

  “在国内目前所有获批的自贸区中,前海应该是条件最好的,甚至比上海还要好,因为有香港一起做,所以前海不要淡化香港概念。”陈坤耀说。

  前海是“第二波”发展的代表

  陈坤耀祖籍广东增城,1945年出生于香港一个贫寒之家。父亲早逝,12岁起就在单亲家庭中长大。他决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并最终走出了一条最优秀的教育路径:毕业于皇仁书院,先后获得香港大学文学士、社会科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

  陈坤耀从研究生教学助理开始,逐渐成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和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其研究兴趣集中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是该领域的学术先驱。拥有《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的比较研究》(1979)等众多著作,并曾准确预测“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学术研究之外,陈坤耀在香港的许多领域都享有很高声誉。从香港立法局、行政局议员到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从香港岭南大学校长到多家香港公司的独董,其成就几乎涵盖了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企业的诸多方面,各个领域头衔不下20个。

  期间他自觉最有意义的工作,是自1991年起担任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的8年(6年为主席,2年为副主席)任期内,致力于《Competition Policy》(竞争条例)的推行落地。很多人认为,作为公认的拥有自由开放经济环境的香港,竞争政策并无必要,但陈坤耀一直呼吁和论证。最终,香港政府于2015年底正式立法通过了《Competition Policy》(竞争条例),这让他颇感欣慰。

  陈坤耀与深圳的渊源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80年初,改革开放刚开始,深圳划为特区还不到一年,已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许多内地政府官员都集中到深圳参加培训。由于深港地缘接近,香港的一些专家学者也被邀请来授课。时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陈坤耀便是“市长班”的授课专家之一。“那时的深圳,人口才几十万。罗湖是市中心,但还有许多农地,蛇口也正在进行港口建设,还是平地一片。现在的深圳则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已今非昔比。有些领域,比如科技创新上,比香港还好。”陈坤耀说。

  陈坤耀认为,改革开放30年后,自2010年起,中国进入到“第二波现代经济发展”阶段。“到2000年,制造业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未来如仍靠这一模式,将无法继续。因此,必须要进入到发展的‘第二波’,即发展金融、物流这一类现代服务业。”这也成为陈坤耀最终愿意“出山”担任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的原因。

  “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学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看到和参与了以深圳为起点、以劳工密集的制造业出口模式为主的中国经济发展‘第一波’,而还能参加‘第二波’则机会难得,前海的发展就是这一波的代表,我也希望参与其中。”陈坤耀说。

  不做传统类型的中国智库

  事实上,在正式参与前海建设之前,陈坤耀就一直在留意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并注意到前海、横琴、南沙作为“金三角”的规划。他认为,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不同,中国眼下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在国际上有金融话语权,必须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前海作为试验区将在中国未来50年里扮演重要角色。

  “前海的最大优势就是靠近香港,倚傍最富经验、最发达的香港,做试点促成资本账开放和服务业现代化。同时,由于前海较上海接近东南亚,可与香港一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融资平台,帮助企业有效地‘走出去’。”陈坤耀直言,上海虽然是内地金融发展桥头堡,自贸区、股市互联互通都以它为先,但不论是跨境人民币贷款,还是外债宏观审慎管理首批试点,前海都先于上海,且政策灵活。

  在这些创新政策背景下,陈坤耀认为,应该有智库支持前海的创新,既为前海执行国家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撑,也产出研究成果供政府和社会各界参考。这成为陈坤耀最终出任首次北上任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前海创新研究院不是传统类型的中国智库。”在他看来,研究院的成立顺应了中央发展新型市场化智库的政策,拥有高独立性,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度,起点颇高,筹备期就充分借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国内外知名智库经验,从组织架构、品牌管理、项目建设、活动计划等方面全面体现国际视野。

  “研究院的定位为国际智库,因此是充分对外开放的,我们70%的访问学者是外籍人士,60%的活动主讲嘉宾为外籍专家,50%的在职工作人员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验。”陈坤耀觉得,研究院应该成为前海乃至深圳与全世界交流的平台,通过访问学者的切身体验,借用其影响力将深圳、前海的发展成果宣传出去。

  陈坤耀说,目前研究院下设金融创新、一带一路、深港合作三个研究所,开创QIIR午间研讨会、QIIR创新沙龙、QIIR大师讲堂和QIIR杰出学者讲座等学术品牌,共举办各规格活动28场,其中包括8场大型论坛。同时,开展了《前海与香港金融体制一体化研究》《前海特色新型智库市场化运作模式研究》《首期前海跨境金融指数体系设计和发布方案》等10余个涉及深港合作、金融、物流、智库建设等领域的研究项目,其中深港合作会议报告《香港特区各界领军人物建言深港共荣新路向: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和批示。

  对话

  “让外面的人了解前海在未来的重要地位”

  “不能只知国内状况,要有国际视野”

  南方日报:前海创新研究院成立至今两年多。这两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坤耀:聘请境外人士担任智库机构负责人,内地并无先例,这是前海的创新,也表明前海官方重视对外开放,希望把更多国际资源引进来,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并采用国外智库的运作模式。因此,打造具有前海特色、创新型和国际化的世界顶尖智库是研究院初设时的愿景。

  研究院并未像其他智库论坛以邀请国内学者和官员为主,而是更多地请境外和海外学者来演讲。另一方面,研究院还有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把“前海”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外面的人了解这15平方公里在未来中国发展战略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些境外和海外学者本身就是当地的意见领袖,有很多发表观点和参加各种重要会议的机会,他们会提到前海研究院和前海,这就等于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以几何层级的速度传播前海。

  两年多过去,前海研究院已下设金融创新、一带一路、深港合作三个研究院,打造了QIIR午间研讨会、QIIR创新沙龙、QIIR大师讲堂、QIIR杰出学者讲座四个品牌,举办了近30场不同规格活动,吸引了10位访问学者,有来自中国香港、加拿大、德国、印度、墨西哥、美国的著名高校教授,也有知名商业领袖和联合国区域经济委员会顾问。

  南方日报:我们注意到,您运用自己的关系和人脉,邀请到不少重量级的海外专家到前海演讲或做短期访问学者,但他们谈的话题大多比较宏观,在接近性上会不会有所不足?

  陈坤耀:国内很多智库的确针对性更强一些,探讨的问题更具体,但我觉得:第一,看得太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去看,在范围大一点的层面去看待问题。比如,劳工的问题其实可能是整个经济的问题,且不单是中国经济,还涉及到外地贸易,可能是全世界贸易制度的问题。第二,前海不能只知道前海和国内的一些状况,也要了解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要有国际视野,包括金融创新和一带一路的研究。所以我希望研究题目要广一点,眼界要大一点,观点要多一点。

  “把香港的商业和深圳的科技叠加起来”

  南方日报: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两年前您刚接任院长时曾说,香港很多人对前海还不了解。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陈坤耀:前海设立了香港联络处,组织一些招商推介活动,这些宣传主要是从商业角度去介绍前海有什么优惠政策、税收政策等。来的香港人确实比较多,他们觉得不能错过了解的机会。但香港人比较现实,我觉得很多香港人还是不太了解前海的背景和重要性。

  我曾说过,如果香港地产商来前海了,可能会推动更多香港人来前海。因为在香港,地产商是最成功、财富最多的人。一些人会觉得,连地产商都看好前海,那他一定要跟。但前海是不搞地产项目的,这个我也认同。所以在宣传上,前海要有些新思路。

  南方日报:近两年,不少香港青年人因为在本地遇到发展的“天花板”,主动到前海等内地城区发展,被称之为“港青北上”现象,您对此怎么看?

  陈坤耀:确实有这个现象。香港没有给初创公司优惠条件。虽然高校有科研学院,但规模较小,资助和配套也不多。最近一两年相对好了很多。还有一个是初创成功率问题,这个比率可能在10%—15%左右,很低。即便成功,也存在如何把成果商业化的问题,在香港可能没有太多渠道。很多人成功后可能会来深圳做一个基地。

  前海梦工场确实吸引了一批香港的初创企业,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深圳区域在过去一两年也有新的规划,西移东进,十个区都在不断争取资源。据我了解,由于一些区给出更优惠的条件,且其配套更成熟,吃、住、行都很便利,前海也存在一些初创团队外迁的情况。

  南方日报:自2010年获批成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来,前海的深港合作已有6年。明年是香港回归20年,您觉得深港合作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

  陈坤耀:我觉得深度应该是更深,应该更开放。两个地方合作得深入,就必须把资源流动起来,完全打通,否则合作就有限制。

  首先,以前资源的最大限制就是资金,资金的流向限制得很严,没有完全开放。前海在全国率先放开的跨境人民币业务,以及双向股权投资和启动外债宏观审慎管理等做法就是希望把这一限制打开,这是好的开始,但额度还是不够。

  其次是科技的合作。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科技创新,这完全领先于香港,尤其是投入的研发比资源。这个研发比在香港只有0.7%,而深圳是4%,如果把企业的投入也放进去,肯定还要超过这个数字。两地应该有很多科技合作,把香港的商业条件和深圳的科技条件叠加起来,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信息并不是很流动。比如有的合作项目,连机器设备、实验室还不能完全流动,没有合作的项目则限制更多。再者,人才的交流也没有完全开放。

  “国内所有自贸区,前海条件最好”

  南方日报:去年4月,前海蛇口挂牌自贸片区。今年8月,国务院决定设立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共7个自贸区,这意味着我国已成立的自贸区达到了11个。从轨迹上看,是从单个试点城市到沿海省份,从东部沿海地区到中、西、北部内陆、内港地区逐步开放,您如何评价这一动态?

  陈坤耀:我觉得有省际竞争的原因,一些地区希望获得更好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自贸区的多元化。自贸区不只是一种类型,我认为,现有的11个自贸区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传统海岸型,包括最开始批复的这4个自贸区,比如前海蛇口片区也是近海的,新批复的比如浙江、辽宁的大连等区域也有海,这对出口贸易通关很便利。

  二是内港型,在国外的自贸区也是,即没有海洋,那就有河流,通过河流与外面沟通。目前这一类型最出名的就是美国的芝加哥,芝加哥也是著名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这次的重庆就是这样,它依靠长江,很多年前就有人认为“重庆是中国的芝加哥”。而其他一些地区则依靠黄河,所以也是有条件成为自贸区的。

  三是内陆型,也就是既没有海,也没有河,那就要靠本地资源。现在的自贸区不单是贸易交流,还有外资的引进、资金的进出,但天然的资源开发,从国家层面不一定是开放的,那么如果要吸引外面的资金参与,可以建立相关的自贸区去尝试。

  南方日报:在3.0版自贸区时代,前海应该如何进行差异化发展?其地位会否发生变化?

  陈坤耀:我觉得每一个自贸区都应该有它不同的定位,不要重复其他地方。我个人认为,在国内目前所有获批的自贸区中,前海应该是条件最好的,甚至比上海还要好,因为有香港一起做,所以不要把前海的香港概念淡化。

  我对前海还是很有信心。前海应好好利用跟香港的关系,否则与深圳其他片区将没有区别。同时,前海也是一带一路的支点,是企业走向东南亚最重要的一个门户。

  人物名片

  陈坤耀,香港大学文学士、社会科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香港著名经济学家。曾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岭南大学校长,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领域,是国际学术界最早研究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学者,也是香港竞争政策的发起人,对国内外学术界均有重大影响。学术研究之外,曾担任香港立法局议员、行政局议员、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和多家公司的独董,被任命为太平绅士,获港府授予金紫荆星章。2014年7月至今被聘为前海创新研究院首任院长。

编辑: 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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